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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 | 郭万达谈“闯深圳”:一股英雄的气概,当时就觉得有前途

2020-08-20 02:30:49东方财富网股吧770
来源:经济观察网

 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于1980年8月,今年8月将迎来自己的40周岁生日。近日,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采访,回顾自己“闯深圳”这些年见证的深圳发展史。

  经济观察网:您当初是怎么来到深圳的?

  郭万达:我来深圳的时候,它是一个热潮。小平南巡之后,东方风来满眼春,真的,像我们这些人在大学教书,当时就是想来闯深圳,一股英雄的气概,我们就觉得深圳很有前途。

  我91年博士毕业,92年就来深圳了,是比较早的一批博士。那时候来到深圳找工作,人家还以为我是个骗子,不太相信。我15岁上大学,22岁研究生就毕业了。我27岁就闯深圳来了,所以他们当时觉得我年纪太小,学历是骗人的。因为当时深圳博士也不是很多,92年后就很多了。

  经济观察网:在深圳的这些年,有哪些时刻让您记忆深刻?

  郭万达:其实我说了深圳的一个节点,从它发展的节点上来看,刚才提到的,比如说80年代中期关于“姓资姓社”的争论。那是资本主义,还是社会主义,差一点连特区都没有的了。要不是当时小平第一次南巡说深圳的经验证明,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、改善人民生活是对的,证明深圳经验是对的。

  但是那时候还是很多质疑说‘这是不是资本主义了’,意识形态很浓厚,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沉寂的。等到92年之后,明显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相对就少一点。我们这些人,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政策,从深圳到全国的改革开放的热潮。

  那个时候深圳最早的改革开放,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,其实就是探索市场经济,因为原来是计划经济。92年,小平南巡以后, 92年浦东新区开放,形成了沿海、沿江、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,相当于掀起了一个改革开放新的一个高潮。

  这个时候就有特区不特的讨论,认为特区没用了。一直到95年,争论特区是靠特殊政策,是靠全国人民的“吃偏饭”养活了你。这个是以胡鞍钢为代表的,当时还引起论战。

  魏达志老师也提到,广东省现在还有议论说为什么要搞深圳先行示范区,粤东粤北还穷得很,为什么不去支持他们?因为意思深圳搞示范区,又给他吃偏食。所以,始终会有这样的说法,特区不特、吃偏食。

  2002年,又有一个说法《深圳被谁抛弃》,之后2003年、2004年,又是说深圳“难以为继”。你想想看,从“姓资姓社”、“特区不特”、“吃偏食”、“难以为继”、“产业外迁”,这意味着深圳本身就是在争论的风口浪尖,在这么一个波折中发展。这些波折,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,可能来自于人们对于特区的理解,或者来自于特区发展本身受到的困惑,各个原因都有。

  92年来,刚开始我在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。93年,我们研究股份制改革,改造了一个公司,我们三个研究生同学就下海去了。下海这一年,国家就提出宏观调控,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,主要是包括房地产,也包括开发区、投资,直接就给你压下来了。一下子,经济速度“哗”的一下就下来,投资也下来。我们那个公司主要是做房地产,也做实业,我们是个投资公司,当时拿到了一个多亿,当时感受就是很有钱、很好,自己感受也很深刻,大概95年就坚持不住了。

  我们这个公司两批人,学院派的像我这些博士、研究生,另一批很多是从部队出来,文化程度不算高。我们这些学生有别的选择、可能也不适合做企业,所以很快就坚持不下去,回来搞研究吧,但是有企业家精神的就坚持下去了。

  我来深圳已经是28年,从一个大学的老师,到政府之后到下海,然后又回到研究机构,相当于我也是三次创业,才扎根在这个地方。深圳是这么过来的,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
  经济观察网:您到深圳以后的工作是什么?

  郭万达:我到了深圳,市政府叫信息中心。我就发现深圳有两个事,企业需要的一个是股份制改造,第二个叫市场调查,要做经济预测,你预测什么,你不能空着来。所以我们当时就开拓这一个业务,就帮助企业来做股份制改造,帮助企业去做市场调查,服务企业。

  深圳是最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,就是今天讲的股份公司。原来的公司没有这个概念的,华为也是这样。1987年,深圳有一个文件说,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民营的科技股份公司。

  任正非87年设公司的时候,就有几个创始股东。那时候,说搞公司还有股东,啥意思?就是资本主义,影响很大的,那时候是还有争论的,而且他的员工持股都突破了原来我们的界限,一般员工持股不会有那么多人的。所以你们看任正非他们都很低调的。

  到了92年的时候,就有股份公司的条例了,开始规范化。比如说,我可能有国企,也有民企混合持股,还有法人持股,那么他就要有一个股份制改造的过程,原来大家都不知道,我们就帮助他去做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,叫股改。

  现在你去设一个公司已经是很成熟了,工商局有有限公司,还有股份公司,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吗?比如说你一个估值,你怎么能估你资产的价格,然后股权怎么来设置,董事会应该怎么来设置?股东会怎么样来做治理结构?

 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,这叫现代企业制度,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,所以深圳市最早提出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所以你看他现在深圳是上市公司最多的,好多企业都是因为通过上市公司,包括老的万科,这些都是老上市公司,上市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先做股份公司,你必须是股份制改造,你才能上市。

  经济观察网:你如何看待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?

  郭万达:早年深圳它是这样的,80年代的时候他就各1/3的外资,1/3的国企,1/3的民企,他是这个概念。

  在外资中早年来的仍然是港资,然后之后是台资,之后是欧美日韩,资本开始过来。到了90年代,92年我来的时候,深圳的这个外资还仍然占到上面,国有企业占的比重相对就开始少了。

  95年,我到研究院的那个时候,国企改革正好是一个高潮的时候。到2001年入世,加入WTO以后,深圳的国有企业已经从很多种竞争性领域已经退出去了。今天看深圳国资委管的一共就二十六七家,深圳整个的国资占到对深圳GDP的贡献大概是5%,所以更多的还是民营企业。

  外资占的比重也没那么大了。外资早年叫三来一补,就是加工贸易。这些年,有一部分的加工要不就迁走了,有一部分要不就改成了独资。这个时候你再看,深圳的民营企业就壮大了,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。

  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来自于三个源头,一部分的民营企业就是说国企改制来的,比如中兴通讯,所以它中兴始终它有国企的背景,还有国有的股份,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就是,有一部分人从外资里面跑出来,比如跟富士康有关系的,它就是民营企业,在它刚开始就是从郭台铭那里出来的,是做电脑连线各个方面的,做得很厉害。

  第三种情况,就是像任正非和华为这样的,草根就是民营企业,因为深圳有红头文件鼓励民营科技企业,他就去了,一开始也是倒卖香港的产品。但他还有个背景就是,任正非自己原来是有小发明的,他是搞科研的,参加过国家科技大会。1979年,全国科技大会还给他颁奖了。他是个科技人才,再加上下海经商失败他就有教训了。

  95年,我在研究院的时候,和唐杰(前深圳市副市长)到华为去,任正非那时候在搞研发,开始走出去,要和经济学家讨论汇率问题。有研发和你去倒卖相比,那个利润率是不一样的,就很高了。有了成功的交换机,后来就尝到了研发的甜头。

  那时候深圳很多企业都在搞研发,为什么?因为那时候大学生便宜。为什么比亚迪、腾讯这些公司能发展的快呢?就现在来说,我们的成本上升了,但中国大学生也很便宜。比如说,你刚毕业大学能给你多少?30万、50万算给你多的吧?在美国,五六万美元的年薪,你雇得到工程师?那都是10万美金以上,好一点的就20万美金。你算这个账很简单。

  但那个时候做技术还是做贸易,也是有争论。当年联想就有个叫贸工技,还是技工贸的争论,这在企业后续的发展就体现出差异了。

  经济观察网:为什么最后是深圳成功了?

  郭万达:当年8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深圳来,为什么呢?

  其实深圳,包括我们这些人,当时一门心思想跑到深圳来,深圳吸引你的是什么呢?你看第一能挣钱,改变你贫困的生活,我们那时候在学生食堂吃饭,就拿了一个啤酒和花生米说,想到深圳干嘛,有人就说‘我的目标就是打的不看表、买菜不砍价’,这就是年轻人一个很天真的想法。

  那个时候一个研究生不是很穷嘛,我记得很清楚,我92年来深圳坐在一个公园里,我们好几个人,都在那数星星,有一个人说什么时候灯火闪烁,那房子有我一套就好了,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,你有一套房子也是天方夜谭,就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,我们也是经过打拼才有的。

  我当时在南开大学当老师,一个讲师可能就300块钱一格月,我一来深圳当时好像在政府,少也有一两千块钱,你300块钱和一两千块钱也不一样。我一下海,那时候93年立刻我的工资是多少? 8000,我就很有钱了。

  几百块钱和几千块钱是完全不一样的,所以改革开放很多人就是来追梦的。深圳一开始这个镇上就是两三万人嘛,后来30万、100万、200万,现在是2000万的管理人口,常住人口1300万,都是外面跑来的人。

  他首先就是摆脱贫困,当时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吃饱饭,有财富,这就是动力。深圳就给了这么一个条件。这背后又有三个因素。

  第一,其实广东和福建都给国家申请说能不能给一些特殊政策,搞点加工贸易、边境贸易,不然人都跑光了。因为深圳当时穷,很多人就逃去香港,也就是当年的逃港事件。

  所以有了最早的出口加工区。后来,广东和福建都有文件递到中央,中央就决定了搞4个经济特区。广东这边一条线,深圳、珠海、汕头,然后福建那边就是厦门。

  深圳在地理位置上圳毗邻香港,香港本身就有很强的辐射力,所以很多企业家早年都有从香港倒买倒卖的这个搞贸易的经历,早年的那些小家电,不都是从香港来的吗。

  第二个因素是当时深圳的主政者。深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开始的,基础很弱,干部从中央、广东省里派下来,但是珠海、厦门、汕头还是当地的多。当时中央领导和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谈话,李灏说我归广东省委管,同时我也给中央直接汇报,所以当时深圳好多事,就直接通中央,他就敢干。深圳有尚方宝剑,它是特区、中央也是说了要大胆想大胆试,当政者也胆大。

  包括深交所,一开始是深圳筹备先做的方案报到国务院,国务院把这个方案批给了上海,就说我(上海)准备开张了。深圳一听怎么不批给我批给了它(上海),它要开张,深圳就决定立刻开张。

  我们后来也问过决策者说,你们怎么那么胆大呢?他们就说,我们反正是试营业嘛,我筹备中央是知道的,方案也报给中央了,但先批给了上海,我现在试营业总可以,你要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。

  他其实就是一个说法,就是胆大敢试。无非就是面临两个结果,第一个可能就说你这不行,我给你关了,那关了就关了;第二个就是把你骂一顿,允许你接着开,深圳就说‘对不起,我下不为例,我以后咱不这么干了’,但深圳好几件事都是这样。

  第三个因素是,深圳就是有改革的基因,从80年代、90年代到2000年,它在不断的破自己的这个套数。比如,我刚开始在政府,后来下海,又再回到研究院的事业单位编制。但是在很多地方,现在都还不行,有些大学教授想搞科研转化,但是怕失败了,什么都没有了,就不敢去闯。

  经济观察网: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方向,应该怎么做?

  郭万达:深圳的方向是三个层面去看,第一产业方向现在就是要做新基建,深圳有它的条件基础,中兴、华为,未来5G应用还有很大的场景,所以从大的方向上,深圳要发展的新经济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。

  第二个层面,当然从深圳本身的动力源泉来看,原来深圳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模仿,后来有研发,现在要做突破性的技术,现在也说深圳在反思,没有芯片制造,一直没有,为什么不做芯片制造?因为芯片制造投资很大,几百亿,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企业能干出来的。

  上海就是政府直接砸钱,他找了一个中芯国际,直接砸,而且不光是中芯国际,前面还有。所以,一下子也有争论,现在深圳说我要不要搞这种?以我们的看法,深圳一直强调是市场行为,它并不是政府完全直接去砸。

  深圳曾经砸过一个TCL华星光电,但是5年以后就撤出了,所以深圳基本上它还是靠市场。

  深圳讲未来的发展,可能第一个仍然要做基础研究,不见得去砸。深圳是科学家少,大学院少,你看硅谷,无论如何有一个斯坦福,旁边还有一个伯克利,伯克利有100多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,斯坦福大概也是七八十位的诺奖获得者。以前说我们有外面请的教授,但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有这个氛围,你科学家越来越多,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,对不对?

  科学家要加强,软环境文化环境也要加强,不然这些高雅的人来了没有文化的氛围,好像就是赚钱赚钱,这也是是深圳所缺乏的,对吧。

  第三个层面,深圳必须跟周边的城市建立很好的关系,在国际上就叫大都市。什么叫大都市?就是你可能有好多城市,但通过轨道是连成一片。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政策也开始改变,以前限制你大城市、超大城市的发展。从去年开始特别提出,不光是城市群,也提出都市圈,要提高超大城市的承载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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